这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殿堂级建筑
年的6月26日*昏，当梁思成带领的营造学社调查队到达佛光寺的时候，所有人都被眼前的场景所震撼。
在山西五台县台南豆村东北5公里的佛光山山腰上，一片建筑沿山势自上而下呈东西向轴线布置。这就是佛光寺。寺内之大殿为东大殿,面扩七间，进深四间，顶呈八架椽即清之九檩（PS:尴尬之原字间架即源于此），单檐庑殿顶构造。远远望去，深远的出檐如张翅之雄鹰般踞于高台之上，其形其势很难不让人把它与大明宫含元殿之十五米高的殿基联系起来。
佛光寺佛光寺始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大致与五台名刹显通寺相同时间建造，至唐宪宗元和年已经是一座享誉宇内的宝刹。
然自安史之乱以后，由于长时间且频繁的战乱和土地兼并，大量耕农丧失土地无法生存，或变成佃农或投身寺院。到了唐武宗会昌五年，国内寺院沙弥成灾，由于寺院产业免税，赋税上缴不足，武宗遂发起灭佛运动。史称：会昌法难。这场运动一共拆除佛寺四千六百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余人。在佛教典籍中，在“末法”时代有僧众应尽最大限度保存典籍以待日后重振法业的说法，而所说的“末法时代”在中国历史上通常是指代因朝代更替引发的战乱以及三武一宗发起的的灭佛运动。僧尼于是纷纷或将佛经刻于石幢（佛光寺石幢），或将佛经写本藏于它地（敦煌藏经洞*存疑）。在这场运动中，佛光寺除几座祖师墓塔之外其余全部被毁坏。
武宗死后，宣宗继位，佛法复兴。
大中十一年，由长安女宁公遇出资，为死于甘露之变前的宦官王守澄祈福而复建佛光寺。
王守澄何许人也：活跃于宪、穆、敬、文四朝，曾三度参与皇帝的废立和谋杀，向唐文宗引荐郑注李训二人，后死于二人之手的一代权宦，中晚唐史中绕不开的一个人。能够在宣宗朝建寺祈福王守澄，势必是得到了官方的允许甚至是直接授意的结果。如果可以这样推断，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座寺院必然是要尽最大最好的条件来完成的一座建筑，那么佛光寺大殿很大可能是代表了当时大唐王朝木构殿堂建筑营造技术的最高水平。
从整体结构来看：大殿西向，高踞土崖，坐落在低矮的砖台基上，长34米，宽17.66米。殿的木构架属于唐宋时期典型的殿阁型构架，平面柱网由内外两圈柱组成，此形式在宋代《营造法式》中称“殿堂”之“金厢斗底槽”结构。内外高相等，但柱径有差，柱身为圆形直柱，上端带卷杀，最外侧的檐柱有侧脚（即柱身向内倾斜）和生起（檐柱自当心一间为轴向两侧依次逐间升高，殿阔七间，共升三次。）。
而在垂直面，不同结构上中下三层叠压：
底部为金厢斗底槽式柱网（柱加卷杀），在柱头间用阑额相连以构成屋身骨架。
中层在内外的两圈柱网上重叠四五层木枋，形成两圈井干构造的方框，称之为槽。接着再在内外圈相对各柱子之间上方架起斗拱和梁，把两圈槽连成有较大刚性的整体，利用它保持整个木构架的稳定，并传递屋顶的重量。
顶层在槽的上方构建叠合而成的三角形屋架（宋李诫《营造法式》称大叉手），最特殊之处便是此三角形构架—叉手承脊槫（脊檩）。唐以后出现侏儒柱（宋称蜀柱（古代地域黑），清称瓜柱）。
而在斗拱方面：
斗拱中以柱头铺作和补间铺作区分明显。柱头铺作外出七铺作（即九踩斗）双抄双下昂，第一、三跳为偷心造，批竹昂尾部直达草乳栿下，内出单抄承乳栿和月梁恰好托起整个屋架的重量。补间为每间一朵，不用栌斗，而是在柱头枋上立起短柱，柱上内外出双抄，内柱上的内檐斗拱一端和外檐柱头铺作的内出形式相同，另出华栱四跳承四椽明栿月梁。
梁架分为天花板下的明栿和草栿（即后来之檩），宋《营造法式》称槫/檩，清《工部做法》沿袭宋之二称并用。称桁之时，为用于大式建筑有斗拱者，檩一般用于一切无斗拱之建筑。而佛光寺大殿之不用侏儒症而仅用叉手为唐代所常见（如南禅寺大殿等），而其做法为后代建筑之不存。上平槫用托脚，天花用小方格的平棋。
屋面坡度平缓，举高（屋顶高度与进深约为）1/4.77角度越合22.75°，（数据来源潘谷西版《中国建筑史》），而在年《佛光寺大殿实测数据解读》中获得的实测角度为24.08°，以后者为准。正脊和檐口皆有生起曲线，极具美感。柱高和面阔的比例略呈正方形，斗拱的高度约为柱高的1/2，粗大的柱身，宏大的斗拱再加上极其深远的出檐，其余不加任何繁复的修饰，孔武有力而简约大气，建筑部件没有彩绘而直面众生，启辽金宋元四代雄武大气建筑风格之先河，实为大唐之自信也。
佛光寺出檐殿前为唐大中四年立石刻经幢，幢身平面八角形，通高2.84米，下部为须弥座，束腰部分镂刻壸门，并雕狮子和莲瓣。雕工精细，权衡秀美。幢身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文末刻“女弟子佛殿主宁公遇，大中十一年建造”，是鉴定大佛殿年代的最有力证据。
林徽因测量石幢在东大殿的左侧矗立着一座双层墓塔，相传为创立佛光寺时主持和尚的墓塔，俗称祖师塔。塔身平面六角形，下层中空，正面辟西门。门洞为拱券式，门上做火焰形门楣，门内做六角形小室。门上砌出单拱和小斗加之叠涩塔檐和莲花。根据多处制作手法判断，应为北魏抑或北齐时期产物。
祖师塔墓塔在寺院后部的这种布局方式事实上也为佛光寺年代的推定提供了佐证：
自佛教传入，佛寺一开始就采取了中国传统院落的布局方式。寺中除了砖石制作的塔之外，大多采取木构建筑的方式，砖石塔也多仿木构建筑的形象进行构筑。这说明佛寺的艺术面貌在整体上和世俗建筑并没有多大区别。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建筑体系力量的强大以及高度适配性，同时也取决于中国佛教自身的因素。人们通常认为佛寺是佛国净土的缩影，象征着佛的住所，这里应当体现出佛的平和和宁静，于是那种尺度近人，含蓄内向，充满着理性精神的中国木构建筑极其群体组合方式自然就成了佛寺建筑的最佳蓝本。
在早期（唐代以前），佛寺主要有两种布局：
（1）以佛殿为中心的布局形式，这种形式和一般的世俗院落没有差别。
（2）以佛塔为寺院中心的布局形式，一直到隋代，仍然沿用这种以塔为中心的布局。这种形式大量见于敦煌塔庙窟和后来的考古揭露（洛阳永宁寺的考古发掘）。
而在唐代及其以后，随着大乘佛教的传入和禅宗、净土宗的广泛传播，佛教更加注重义理，为了满足义理的需要，就演化成了以殿堂建筑为主的布局开始盛行（比如慈恩寺大雁塔），寺院甚至不会出现佛塔，直接把佛塔安置在别院。
在佛光寺的院落中，祖师塔被安放在最后的角落，而其他的墓塔更是被安放在院落之外的小山上，更是说明这样的布局形式是自唐代而来，为佛光寺的断代提供了佐证。
图源—国家地理杂志侵删参考文献：
冉万里《汉唐考古学讲稿》马利清《考古学概论》夏鼐《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潘谷西《中国建筑史》梁思成《梁》张荣刘畅臧春雨《佛光寺东大殿实测数据解读》圣严法师《五台清凉行佛光寺篇》立面图文献：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