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志纲智纲智库创始人
来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今年以来，我写了一系列地域文章，文末常有读者留言，希望写一下家乡，约略看一下，大致以山西、江西两地呼声最高。
其实我计划里是没有这篇的，奈何杜鹃啼血，情真意切，所以还是决定动笔好好写一下山西。
今天中国的舞台之上，山西的身影是非常模糊的。
如果说江西是南方的山西，山西就是北方的江西。两者均有过极为辉煌的光荣岁月，并且经历漫长失落。
江西和山西的失落还不大一样。
与山西相比，夹在长三角与珠三角这两个世界级城市群之间的江西，“吴头楚尾，粤户闽庭”，周围都是富亲戚，强大的溢出效应决定了江西未来不可能差到哪里去。
反观山西，东邻河北，西望陕西，南接河南，北连内蒙，拔剑四顾，兄弟们日子都挺难。
国家重大战略是推动地方发展的重大契机。历数各大国家战略，从东部开放、西部大开发、东北崛起，再到十八大以来的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山西能借上力的寥寥。即使在包含山西的中部崛起战略中，山西也尚有很多功课待补。
更何况细究起来，中部崛起内部发展分化，安徽投靠长三角，已经被国务院接入长三角城市群规划中，而湖南、湖北、江西则构建了长江中游城市群，且已经成为国家级城市群，而飞速扩张的大郑州，将来甚至可能成为全北方仅次于北京的枢纽级中心城市。
唯有山西，顶着“家里有矿”的名头，有待一场新的发现。
山西印象
从小山西留给我的印象很美妙。
年前后，社会的管制已经趋严，各类书籍大多被当成*草收缴，当时十来岁的我，只好偷偷翻窗户跑到被尘封的图书馆读书，间或偷出来几张木胶唱片私下里听，其中一大盘《小二黑结婚》的唱片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郭兰英银铃般的歌声，像流水一样，清澈甘冽，响遏行云，之后我又听了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的《人说山西好风光》，到现在我都会唱：“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站在那高处望上一望，你看那汾河的水呀，哗啦啦啦流过我的小村旁……”
在这些歌谣的熏陶下，山西在我脑海中形成了一副很清纯的形象，高天流云，溪水清冽，民风淳朴善良。日后接触多了以后，虽然清纯的形象破灭了，但对山西在艺术方面的地位依旧很赞叹。从春秋时期《诗经》中的“唐风”、“魏风”十九篇，包括极负盛名的《伐檀》、《硕鼠》等，到今天，郭兰英、关贵敏、阎维文、谭晶等山西籍的音乐家，还有无数的民间艺人，尤其晋北，更是民歌的海洋，从古到今，山西可谓弦歌不绝。
关于山西的第二印象，就是农业学大寨。那时候全国上下一盘棋，在中央精神的指导下，贵州山区同样在轰轰烈烈学大寨，三战狼窝掌等故事我们都耳熟能详，因此我对山西的印象又加了一条：极度贫瘠。
在当时，大寨的名声比山西还响，山西只是大寨的陪衬，以至于后来我到山西，第一愿望就是拜访大寨，也曾与大寨掌门人郭凤莲有过两面之缘，当时大寨想往工业化的路子上走，我很诚恳地提了一些建议，可惜没能深入合作下去。
这些模糊的印象，是一个贵州大山深处的孩子对远方的遥遥一瞥。令我遗憾的是，在十年新华社记者生涯中，我竟一次都没有到过山西。最接近的一次，我从陕西采访归来，站在壶口瀑布上眺望，*河滔滔，山峦起伏，随行者说对岸就是山西，可惜始终缘铿一面。新华社期间，我长期从事宏观经济报道，可以说是走遍全国，偏偏没去过山西，一方面是缘分未到，另一方面可能也的确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山西的尴尬。
真正踏足山西，是我下海从事策划行业几年之后了。90年代末，当地一位生意做的很大的金融业老板辗转邀请我前往山西考察。我去的时候，发现他麻衣素履，居士打扮，一副看破红尘的模样，合作自然无从谈起，但对方还是很尊重我。在这位居士老板的陪同下，我仔细的走了一遍山西，从阎锡山故居，到五台山，再到平遥古城，也看了名噪一时的话剧《立秋》。
在和话剧创作人员交流的过程中，我非常感慨，在野心时代里，人心往往被物欲所驱使，山西的能源经济更是典型，但偏偏是山西这片土地上出现了《立秋》。“天地生人，有一人当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这种对传统与变革、国运与人运的深切反思，除了山西，我想不出还有哪里能演绎的这么到位。
彼时的山西，小煤窑已经兴起，一路上灰尘漫天，两边拥塞着一辆辆拉煤的卡车，路面凹凸不平，空气中弥漫着煤灰味，文化也压抑得厉害。但就在这晦涩沉闷中零星闪现的一点火花，让我意识到，山西绝非某个无足轻重的省份，某种深埋于煤炭之下的璀璨，有待发现。
平遥古城
人文滥觞，山河激荡
这么多年来，我走遍全世界，一个天问总伴随着我。
叩问文明兴衰，其它三大古老文明都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金字塔下行走的人们已经不是当年法老王的子孙；两河流域至今仍然炮火连天，成为恐怖主义的大本营；看似延续至今的印度，实则也经历了无数次的文明中断与消亡；只有中华文明能够绵延至今，在智能化、信息化的今天，我们的孩子依旧在诵读着年前那些老人家的语言，华夏文明血脉历千年而不断，原因何在？
当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已经不合时宜，全世界都在寻找打开中国这扇大门的线索。这把秘钥不在繁华的北上广深，而藏在看似无足轻重的山西背后。
美国著名*治学家、汉学家白鲁恂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体系内的国族。中国是一个佯装成国家的文明。”
这句话窃以为相当有见地，精准点出了世界认识中国的一大误区。中国并不是西方话语体系中常见的主权民族国家形态，而是一个达数千年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治载体几乎完全重叠发展的文明型国家，文明的传承与帝国的延续互为表里，互相支持，使得中国具备了极其罕见的*治文化双重属性，理解了这一点，对于认清今天的中国问题都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
关于中国“文明型国家”的特质，很多学者有过精彩论述，在此不多赘言。但我想着力指出的是，不管是“文明记忆”的起源与流变，还是“天下观”的塑造与阐释，山西都是极为关键的坐标。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治乱循环本是常事。但山西古今盛衰间的落差之大，可以说无出其右。今天的山西有多落魄，历史上的山西就有多辉煌。只有理解山西几千年来的辉煌、动荡与沉沦，方能穿越浮华，抵达文明的纵深。
在煌煌上古史中，山西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从考古学来看，中国文明最早诞生于河东，即今天晋南襄汾一带的陶寺遗址。
从年陶寺遗址首次发掘至今，城墙、宫殿、宗庙、王陵、作坊、大型仓储区、普通居民区乃至天文台陆续出土，深埋于地下的古中国逐渐露出真容，举世皆惊。考古实证表明，多年前，陶寺就已经成为了区域性的*治、经济、*事和宗教中心，这一切都指向了遥远传说中的尧都，中华文明的起点。
“卿云烂兮，糺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三皇五帝久远缥缈，但晋南毫无疑问是这首《卿云歌》中所描绘的上古华夏族历代领袖人物核心活动舞台，古华夏联盟的盟主国所在地。在陶寺文明约年后，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域才跨过*河转移到河南，诞生了更为成熟的二里头文化。
在考古学昌明的今天，华夏文明发轫于*河流域基本已经成为共识，但究竟源起何处？却是争议纷纷，晋、豫、陕、甘各执一词，但我认为最站得住脚的，应该是山西的古河东地区。丁村、陶寺、炎帝陵、盐池、历山、尧庙、蒲坂、禹王城……这片土地上，随处可见三皇五帝的模糊身影和文明的斑斑印记，这里可以说是中国文明延绵至今的起点,也是“中国”这个人文概念的滥觞。
时间再往后推移，西周初年，周成王剪桐封弟，将其弟唐叔虞封在山西，改国号为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晋国是*河流域的霸主，作为华夏诸侯盟主率领各中小国和长江流域的霸主楚国相抗衡。战国初年，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国之后，都能跻身七雄行列，昔日晋国之强可见一斑。尽管晋国已经灭亡两千余年，但直至今日山西人对于“晋”这个字，都有着很深的情节。
伴随秦王一统天下，改封建为郡县，恢弘的中央大一统帝国正式出现。与此同时，在北方草原上，雄才大略的冒顿单于鸣镝弑父，挟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快速建立起南起阴山、北抵贝加尔湖、东达辽河、西逾葱岭的强大匈奴帝国。
汉朝建立以后，高祖亲率大*挥*北上欲破匈奴，却在山西遭遇“白登之围”，只能屈辱求和，这也正式标志着中原帝国与草原帝国的对抗就此拉开序幕，并持续年之久。
从诞生、征伐到融合，中原帝国与草原帝国经历了极为深刻的相互演化过程。从狭义的天下观来看，从文明源头到春秋天下霸主，再到边关*镇，山西在不断的边缘化；但如果放弃汉民族中心论的思维定式，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作为农耕——游牧过渡区的山西，在这场漫长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中国历史上有一条很重要的线——毫米等降水量线，这条线以北，干燥多风，宜耕地极少，而且十分分散，只能以放牧为生，因此这条线也成了农耕与游牧两种文明的分野。不同的气候条件和地形地貌使得两种文明的生产、生活乃至生命哲学都截然不同。在这条线上众多山脉绵延，形成两大文明之间的天然屏障，但山脉的走势与降水量线毕竟并不完全重合，而防线上最大的漏洞，就在山西。
被誉为表里山河的山西，东依太行，西界*河，山河相间，是一个半封闭的地理模块。其内部是多个山脉交夹而成的一连串断陷盆地，由于地形原因，山西与外界，甚至山西内部几大盆地之间的交流都相对困难，这也使很多盆地形成了独立性很强的人文风貌。
如果说晋南是传统的农耕区，那么晋北就是游牧民族的天堂，雁北地区在历史上一直处于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的交汇处。广为人知的雁门关是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第一道屏障。而雁门关之外，水草丰美的大同盆地常年门户大开，中原帝国强势时，尚可派大*驻守于此。一旦王朝衰微，游牧民族南下大同依此为据点，将会对中原帝国的统治产生严重威胁。因此两千多年来，山西北部一直是中原王朝和北方游牧民族相互攻伐的最前线，也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牧马、问鼎中原的重要通道。
而这些问鼎中原的游牧民族中，建立北魏的鲜卑族跟山西关系最深。
多年以来，我对魏晋南北朝，特别是北魏史非常感兴趣，在中国历史上，北魏是一个不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