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仁贵是唐初名将，一生征战中立下赫赫战功，又骁勇剽悍，曾一箭射穿五层札甲，军中更一度传唱“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当时意气风发，该是何等豪迈？不料竟于大非川之战折戟沉沙，实在令人困惑。经反复品读新旧唐书、资治通鉴，又查阅地图，终于有所悟，对那场战役的前因后果也有了更深的认识。实际上，唐蕃于大非川的交锋，只有放在双方交往的大视野中，才能全面去认识和评价，在此试着一一道来。
一、吐蕃生存发展之道
吐蕃属于西羌的一支，南北朝初期即在羌中建国，直到年松赞干布遣使向唐廷朝贡时，才与中原王朝开始官方交往（民间交往应该更早）。年松州之战后，慑于大唐国威，加上仰慕大唐繁荣昌盛，吐蕃吐蕃甘愿向大唐称臣，积极与大唐和亲，恭谨事唐，多方吸收大唐先进文明以壮大自身（旧唐书吐蕃传）。但受限于青藏高原特殊的地理环境，吐蕃立国基础极为薄弱，面对唐廷四处征讨、几近削平周边地方强权的严峻形势，吐蕃未尝一刻不存敬畏之心，维护吐蕃政权安全并保障吐蕃兴旺发达就成为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
（一）吐蕃实力考量
因史料匮乏，吐蕃人口、兵力数已不可考。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记载松州之战时吐蕃曾出动20万兵力，明显属于夸大其词。要知道古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限，明清以前的中国基本地广人稀，远不能与现在相比。三国时东吴几乎占据了长江以南半壁江山，人口不过才四五百万，20余万兵力已是极限。宋辽对峙时，辽国鼎盛时期控制了内蒙东部和蒙古、东北大片区域，也就八九百万人口、30余万兵力。即使同时代的高昌，雄据丝绸之路交通要道，坐拥21城，也不过胜兵万人。何况西藏号称世界屋脊，自然条件恶劣，人口数必然更为稀少，兵力自然不会太多。
据《中国通史》第4册记载，松赞干布时期吐蕃全部或大部分兵力当为5万，大扩张时期人口约万左右。因松赞干布当时尚未统一全西藏，而后工业化时代西藏常住人口不过余万，青海常住人口余万（均为年数字），综合考虑经济发展与时代变迁等因素，中国通史上的数字相对还比较靠谱些。
因此松州之战中，吐蕃及羊同等羌族同盟出动总兵力约为五六万，这应该是当时吐蕃所能动员的兵力极限。战争前后，吐蕃多位大臣曾请求松赞干布撤军回国，被拒绝后自杀者多达8人（新唐书吐蕃传），原因不外乎吐蕃周边各势力林立，此时倾巢而出、长期劳师远征，又与大唐对抗，倘有疏虞后果将不堪设想。
（二）吐蕃的战略抉择
吐蕃其时仅占据西藏一隅，周边尚有羊同（阿里地区）、悉立、苏毗、多弥、白兰、党项、黑党项、雪山党项、白狗、舂桑、白兰等诸羌势力，以及泥婆罗（尼泊尔）、勃律（克什米尔）、西域、吐谷浑等政权，其中以西域和吐谷浑地位尤为重要。
西域地处丝绸之路要冲，近代地理大发现以前是连通东西方文明的唯一桥梁，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犹如现在的中东或者马六甲地区。控制住西域，即意味着掌握了财富和命运。吐谷浑大体在青海，毗邻河西走廊，既是丝绸之路的南支，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屏障，对唐廷与吐蕃作用都非常重要，对吐蕃尤甚。吐蕃若据有吐谷浑，进可以窥视河西走廊，威胁中原王朝对外交往要道，为经略西域创造有利态势；退可以建立大纵深防御体系，增大自身回旋余地，御敌于千里之外。
如果说西域对吐蕃意味着发展，那么吐谷浑对吐蕃则意味着生存。但这两地当时均已被唐廷所控制，区别是唐廷在西域通过四镇进行直接统治，在吐谷浑则先后策立慕容顺父子为郡王、可汗，实行间接统治，并下嫁公主予以笼络，甚至多次施以军事援助（新旧唐书）。
基于自身实力及外交考虑，为长远计，吐蕃自然应在尽力维持与唐廷友好关系外，优先统一周边较为弱小势力，进一步发展壮大自己；对吐谷浑和西域则以怀柔手段为主徐图经营，伺机进取，最低限度是维持吐谷浑的相对独立，以作为吐蕃与唐廷间的战略缓冲地带，同时确保与西域正常交往。
（三）吐蕃对周边势力的经营
松州之战前吐蕃曾联合羊同进攻吐谷浑、党项及白兰诸羌（新旧唐书吐蕃传），可见羊同与吐蕃应为同盟，约年被吐蕃吞并，白兰约年被吐蕃征服，悉立、多弥常归属吐蕃，后来也被吞并。至于西域，在松赞干布时已与吐蕃联系密切，可能一度也曾尊奉吐蕃（新唐书吐蕃传）。
吐谷浑与吐蕃同处青藏高原，地域相近，气候类似，双方交往上具备天然优势，民间、官方往来远较中原便利和频繁。年吐谷浑丞相曾谋划袭击和亲的弘化公主，劫持吐谷浑王奔向吐蕃，可见吐蕃在吐谷浑影响之大（旧唐书西戎传）。据高宗召见仲琮时所言，吐蕃又曾与吐谷浑结为舅甥关系（新唐书吐蕃传），确立了尊卑秩序与从属关系，时间估计在年松州之战后、年禄东赞攻吐谷浑前，两者关系也因此更为亲密。
二、形势的变化
（一）吐蕃与吐谷浑的冲突
据新唐书及资治通鉴记载，年或稍早，因吐谷浑内附，吐蕃的怒火被挑动起来。考虑到吐谷浑早已归顺唐廷，这里的“内附”应系由唐廷设立机构进行直接统治。吐谷浑内附的原因不得而知，可能是真心仰慕大唐文明，也可能是不堪唐廷与吐蕃双重压力，两姑之间难为妇，不得不向唐廷“一边倒”，想要寻求唐廷直接庇护，从中多少也能推测出唐蕃双方在吐谷浑的角力之激烈。
夹在唐廷与吐蕃间的吐谷浑，与两者都存在某种依附关系，境内亲唐、亲蕃势力都不弱小，甚至旗鼓相当，本就极为敏感，牵一发而动全身。吐谷浑完全舍弃与吐蕃的甥舅之情，全盘倒向唐廷，严重影响吐蕃战略格局，自然不会为吐蕃所容，这也是引发禄东赞怨忿的直接原因。吐谷浑此情此景，像极了作为夹缝国家的乌克兰，单方面贸然改变现状，犹如零和博弈，必然发生对峙甚至激烈冲突。
果然，类似乌克兰，吐谷浑陷入与吐蕃的直接冲突中，好不容易安定下来的局面再次被打破。年，禄东赞遣其子起政率军征讨吐谷浑，自此吐蕃与吐谷浑相互攻伐不断。因吐谷浑归顺唐廷后已休养生息20余年，实力有所恢复，吐蕃一时间也无甚进展。
毕竟是大唐藩属国，双方大打出手的同时，都上书唐廷辩驳彼此是非曲直，请求唐廷支援。而唐廷内部因意见不一，无法予以定夺（旧唐书吐蕃传），高宗于是对双方一概回绝，后续也没有任何举动。可能高宗以为双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因而不好评判，不如严守中立。也可能高宗以为当前事态并不严重，以吐谷浑实力足可自保，而且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后续看准了再出手更为有利些，因此未作理会。但唐廷这一行为实在欠妥，完全是放任双方自行解决，有悖于“天可汗”的地位和威名，也失去了平息冲突的最佳时机。
持续冲突近三年后，年吐谷浑大臣素和贵因犯罪而逃奔吐蕃，并将吐谷浑虚实等军政要情和盘托出。吐蕃因此尽得先机，于是批亢捣虚，从而大破吐谷浑，逼迫吐谷浑王、弘化公主等出走凉州，流亡唐境（资治通鉴及新旧唐书）。
（二）唐蕃从蜜月走向对峙
松州之战后吐蕃与唐廷一直处于蜜月期，双方彼此来往不断。高宗继位后，先是提拔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不久又将其晋升为賨王。年松赞干布去世后，禄东赞辅政，双方关系依然如故。转折点发生在年吐谷浑战事急转直下后，这一情形显然出乎唐廷意料。虽然唐廷此前一直超脱于外，但吐蕃未奉诏旨即侵占吐谷浑的行为显然是对唐廷的重大挑战。
为防备事态一发不可收拾，唐廷开始紧急动员，不断调兵遣将部署兵力予以应对。在吐谷浑王流亡凉州的同月，唐廷即紧急命令凉州都督郑仁泰率多位将领分别屯驻凉州与鄯州（西宁），以防吐蕃再次进犯；次月又任命名将苏定方为安集大使，节度诸军，援助吐谷浑亲唐势力（资治通鉴），调解两国纠纷，平定双方冲突（新唐书）。
此时禄东赞也屯军在青海，一时间唐蕃两方剑拔弩张，稍有不慎就有擦枪走火的可能。除军事对峙外，唐廷在邦交上也开始有所行动。稍后不久禄东赞派遣仲琮觐见时，高宗不仅一口回绝其和亲请求，更派专使到吐蕃宣读诏书严厉谴责吐蕃（资治通鉴）。
（三）唐蕃双方的克制
千钧一发之际，唐蕃双方都保持了战略克制，没有将对峙进一步演变为战争。吐蕃侵占吐谷浑大片领地后，着力巩固已占领区，未再贸然进攻吐谷浑，以免进一步刺激唐廷。唐廷出兵保住吐谷浑东北一带、将其作为战略缓冲地带后，只是依托祁连山、青海湖一带险要地形防范吐蕃再次进犯，同时对吐谷浑国内亲唐残存势力施以援助，也没有再进一步采取直接行动。
这里必须要提一下禄东赞，这位引领吐蕃雄霸青藏高原的第一功臣。新旧唐书对禄东赞的评价都很高，称他睿智果决，讲武练兵和用兵一向有节制，“节制”意为严整有规律或者克制。如果禄东赞直接与唐廷为敌，史书恐怕不会再这样评议。禄东赞亲身经历过松州之战，对曾经贸然开战的后果有深刻体会；又多次出使唐廷，对大唐的国力与军力之强有深刻认识。何况吐蕃当时以统一青藏高原为第一要务，明毅、睿智、有节制的禄东赞既没必要，也没理由去主动招惹唐廷，平白为吐蕃树一劲敌。
至于年阿史那都支、李遮匐依附于吐蕃，乃是因为唐军将领苏海政冤杀兴昔亡可汗及其徒，导致各部落与唐廷离心离德。待唐军回师到疏勒南时，弓月部引吐蕃军欲袭击唐军，很可能是因为唐军先前以数万段帛赏赐各部落，招惹得吐蕃边将眼红所致，应属于吐蕃边将私自行为。这从苏海政用军资贿赂吐蕃边将、对方即同意约和而无所作为的事实能推测出来，不然吐蕃岂会这样轻易善罢甘休。年疏勒弓月引吐蕃侵于阗，恐怕也是同样的道理（资治通鉴）。
事实上，禄东赞对唐廷还是比较友好的。年唐廷委派苏定方出屯后，禄东赞即派遣仲琮觐见，上表陈述吐谷浑的罪状，请求与唐廷和亲。年禄东赞再次派遣使臣觐见，请求与吐谷浑和解并继续与其维持和亲关系，另又多次请求唐廷赐予赤水地畜牧。不过，这些请求都先后被高宗拒绝（资治通鉴及新唐书）。虽然吐蕃难免有借助和亲扩大自身影响、怀柔吐谷浑故地的目的，顺带不忘多捞点实惠，但这些行为本身也表明了禄东赞极为克制的态度，显然他仍然希望与唐廷维持正常关系，极力避免双方直接发生冲突。
之后不久，禄东赞不幸去世，时间应在年春-年春期间（新唐书及资治通鉴）。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又明确记载，吐蕃自从钦陵兄弟当政后，30余年常为边患。自禄东赞去世到年钦陵败亡，时间正好30余年，这也充分说明禄东赞时期吐蕃与唐廷关系总体上仍保持着友好，双方真正发生冲突显然是在他去世之后。
后来郭元振于年出使吐蕃，路上偶遇钦陵时，曾当面称赞其父禄东赞“事朝廷，誓好无穷”，继而指责钦陵“今猥自绝，岁扰边”，并将钦陵每年侵扰边境州县的行为与其父作对比，反问钦陵“父通之，子绝之，孝乎？父事之，子叛之，忠乎？”正大光明地讽刺钦陵不忠不孝。钦陵这位权臣倒也坦率，直接回应“然”，爽快地予以承认（新唐书吐蕃传）。郭元振生于年，禄东赞去世时他才不过十余岁，对禄东赞的认识必然来自于朝野评论及史料记载。其中虽不乏溢美之词，但禄东赞在唐廷的声誉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既能为吐蕃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争取利益最大化，又能维系与唐廷关系，不与唐廷直接发生冲突，并赢得唐廷如此美誉，禄东赞不愧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而又手腕高超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
（四）唐蕃战争的爆发
禄东赞去世后，子钦陵代替他执政，居中用事，其余三兄弟在外统领兵马，全面掌控吐蕃军政大权。不同于其父以元老重臣身份辅政，钦陵兄弟的上台多靠父荫，又在赞普长大后（年赞普曾向唐廷请婚，可见赞普当时已至成婚年龄）仍然代父执掌朝政，极易惹人非议，在朝野根基自然很不稳固。
靠军功立威就成为钦陵巩固自身地位的捷径，自古以来这也是权臣最喜欢使用的两个手段之一，另一个是废立国君，操作难度极大。对外发动战争还可以将内部矛盾成功转移到外部，又能最大限度掌握兵权。综合考虑地理、风俗、经济等因素，可供吐蕃扩张的地方基本已限定在唐廷控制的党项羁縻州、吐谷浑东北部和西域一带。至于唐廷如何反应，这些少壮势力未必真会介意，而且他们不像自己父辈那样与唐廷有着说不清的瓜葛，不用背负心理负担。因此，自年征服吐谷浑后，吐蕃又开始蠢蠢而动。
年，吐蕃攻破都、流、厥、调、凑、般、匐、器、迩、锽、率、差等生羌十二州，这些都是党项羁縻州（新唐书地理志）。唐廷当时正派李勣统帅大军征讨高句丽，加上这些羁縻州地狭民寡，可能也未获重视，就没有立即做出反应，只是废弃了这十二州。年，吐蕃可能又在乌海方向进攻吐谷浑残存势力，唐廷紧急任命契苾何力为乌海道行军大总管率军支援吐谷浑（新唐书高宗本纪）。
这次吐蕃可能仍像以往那样有所退让，双方并未直接交战，但其它小规模骚扰边境州县的行动，恐怕不在少数。与之相应，唐廷也越来越难以容忍吐蕃的侵扰。约两个月后，唐廷想将吐谷浑王等流亡势力迁徙到凉州南山，同时想先发制人主动打击吐蕃，消除吐蕃再次侵暴吐谷浑的可能（新唐书吐蕃传）。当时的军政首脑人物姜恪、阎立本、契苾何力（李勣年老抱病在家，2个月后即去世）三人意见不一，久议不决，迁徙事情最后不了了之。但从唐廷内部讨论对吐蕃动武这一事件来看，战争的阴云已开始笼罩着唐蕃双方。
年，吐蕃攻陷白州等西域羁縻十八州，又会合于阗袭击龟兹拨换城，攻陷了安西大都护府，直接点燃了战争的导火索。唐廷被迫暂时中止对安西四镇的管理，但终于忍无可忍。都护府沦陷8天后，唐廷迅速任命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道真（阿史那社尔子）、郭待封（郭孝恪子）为副，率军5万征讨吐蕃，并护送吐谷浑王返还故地（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以安西大都护府的陷落为标志，唐蕃近两百年战争史正式拉开帷幕。
三、交锋大非川
（一）战前态势
吐谷浑极盛时，东邻洮水流域，西至且末，北依祁连山，南接巴颜喀拉山，包括党项、白兰等羌族部落在内的广大区域均为吐谷浑所掌控。后来经隋唐两代打击，加上吐蕃强势崛起，至年吐蕃进攻吐谷浑前，吐谷浑东部党项势力多已归附唐廷，成为若干羁縻州，西部且末、鄯善等地也由唐廷控制，白兰等地则依附吐蕃。此时的吐谷浑疆域，大致沿青海湖东岸，经黄河、那录驿（吐谷浑南界，见新唐书地理志）、布尔汗布达山、昆仑山东麓、大雪山，再到祁连山南麓一带，已缩水不少。
前述吐蕃控制着包括都城伏俟城在内的吐谷浑大部分领地，唐廷控制着吐谷浑东北部，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年吐蕃大破吐谷浑后是否占领其全部领地？答案是否定的。吐谷浑亡国与吐谷浑故地全部沦陷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史书上对这两个事件的记载并不矛盾。
新旧唐书中均明确记载吐谷浑于年亡国，乃是因为当时吐蕃攻占了吐谷浑都城及其大部分领地，吐谷浑王也流亡凉州，法理上吐谷浑已宣告灭亡。但吐谷浑故地全部沦陷于吐蕃，则要到年春（唐会要及资治通鉴）。至少在大非川之战前，吐谷浑东北部，即自青海湖东岸沿唐蕃古道西侧到那录驿，再往东依黄河一直到玛曲一带地域（见下图橙色线划区域），实际仍由唐廷控制，这在史书中也有迹可循。
年及之前吐蕃来使觐见时，曾坚持请求唐廷赐予赤水地畜牧，被高宗拒绝（资治通鉴及新唐书）。赤水位于今兴海县境内，由求地一事可以得知吐蕃对水草丰美的赤水地不乏觊觎之心，但该地实际控制权仍操控在唐廷手中，不然吐蕃也不会多次向唐廷提出这一请求。年，契苾何力大概又曾在赤水地临时屯军以支援吐谷浑。年大非川之战时，薛仁贵等人之所以能率军长驱直入大非川，从容前进到河口、乌海等地方才与吐蕃交战，恐怕也正是因为吐谷浑东北部一带仍为唐廷所掌控，吐蕃自然无法沿唐蕃古道对唐军进行阻击。
（二）双方投入兵力情况
吐蕃在吞并羊同、悉立、苏毗、多弥、白兰、白狗、舂桑等周边势力，尤其是攻占吐谷浑后，实力自然增强。但上述势力力量仍然有限，对吐蕃实力提高不会太大，这在史书中略有端倪。如苏毗户3万，悉立户5万，白狗胜兵千人，白兰势力稍强，胜兵万人，这些应该都还是其强盛时期的数字；至于周边党项势力，大者万骑，小者数千骑，恐怕这还是囊括了所有能出动的男子在内（新唐书西域传）。吐谷浑实力未见记载，估计要强于上述势力，而弱于吐蕃。
因此，大非川之战前吐蕃整合而成的兵力至多10万，而且以骑兵为强。其中本土留守兵力约3万，考虑吐蕃当时正攻略西域，则在西域兵力也应有两三万，屯驻青海兵力约四五万。正因整体兵力不强，吐蕃在强行兼并吐谷浑后，对吐谷浑仍以怀柔为主，继续扶持傀儡政权，甚至不惜向唐廷请求与流亡凉州的吐谷浑王室继续和亲，欲借助吐谷浑王室影响力稳固对当地的统治。
自钦陵兄弟执掌吐蕃大权后，赞婆一直专驻东方，与中原为邻（新旧唐书），前期骚扰边境及大非川之战自然少不了他的参与。而史书中明确记载战争期间吐蕃军统帅为钦陵，考虑唐廷夏四月决意出兵青海，秋七月两军交战于大非川，可以推测这期间吐蕃得知唐廷出兵消息后，也紧急向青海进行增兵，钦陵甚至亲临一线指挥，因而青海方向吐蕃兵力可能已达6万，紧急动员吐谷浑势力后肯定更多些。
唐军统兵将领很明确，兵力记载却极为混乱，即使同一本史书前后内容也多有矛盾，存在5万与10万之说。参考年十二月，唐廷任命李靖率刑部尚书李道宗等五总管及突厥、契苾之众征讨吐谷浑，次年闰四月道宗破吐谷浑于库山，期间军事调度长达四五个月（资治通鉴），而薛仁贵等人仅用时三个月，可以推测唐廷应是就近调动了先前屯驻凉州和鄯州的兵力。但唐廷显然不会长年累月在两地屯驻大量军队，何况吐蕃当时部署在青海的兵力也有限，因此唐廷应该还征调了其它地方府兵，不过总兵力肯定少于李靖征讨吐谷浑时所统率兵力。考虑当时集结10万大军并远距离投送到青海太过耗时费力，时间上不允许，而且后来战况明显也能看出唐军兵力并不占优，反而有点捉襟见肘，故实际兵力应为5万，其中约有1.5万辎重兵，1万骑兵，加上吐谷浑残余势力，勉强与吐蕃正规军兵力相当。
（三）双方作战计划
隋唐时有以作战地域或方位命名统兵将军名号的习惯，对于唐军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名号、统兵将领、兵力等军情吐蕃应不难打探到，难的是辨明唐军真实意图，合理部署兵力。基于对青藏高原地理环境的了解及唐军实力的评判，以区区数万人跨越高原地带、长途跋涉数千公里远征逻娑着实有些匪夷所思，何况沿途不少地方荒无人烟，难以补给，因而吐蕃有充分理由判定唐军的真实目标应在青海，主要任务还是护送吐谷浑王返还故国，吐谷浑都城伏俟城自然首当其冲。
伏俟城位于青海湖西岸，即今共和县石乃亥乡铁卡加村。参考隋唐时交通状况，由唐占区进入伏俟城大致有北、中、东南、南四条线路。北线由西宁沿青海湖北岸通往伏俟城，中线由西宁沿青海湖南岸通往伏俟城；东南线自黄河畔羊曲遗址折向西北，于铁盖穿越唐蕃古道后，又在切吉一带分为两段，北段与中线重合通往伏俟城，南段通往伏俟城西南的茶卡，其中切吉自然属于枢纽地带；南线以乌海为枢纽，往南直通吐蕃腹地，往西北可直达故都吐谷浑城（今香日德），再折往东北，经都兰、茶卡通往伏俟城。
其中，北、中线距离最短，而且靠近唐境，便于获得补给与援助，是进军伏俟城的捷径；东南线有些迂远，但也能直达伏俟城；南线最为遥远，而且需翻山越岭，条件较为恶劣。基于地理状况与有限兵力，可以推测吐蕃军防守重心必然位于青海湖沿岸，即北线、中线西侧及东南线切吉一带区域，南线乌海等地自然只能留驻少部分兵力。如果唐军果真由南线经吐谷浑城进军伏俟城甚至逻娑，南线吐蕃军应尽力迟滞唐军攻势，固守待援。后来战况也能反推，大非川之战吐蕃绝不可能出动20万甚至40万军队，因为以如此雄厚兵力，吐蕃完全可以趁唐军完成集结前先发制人，主动攻击，何必一味被动防御？即使防御，也完全有实力提前在乌海部署5万军队，战局自会大不相同。
反观唐廷虽然任命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实际并无进军逻娑的打算，这在薛仁贵话语里也有所体现。当时唐军将由大非川开赴乌海，薛仁贵曾对郭待封提及“乌海险远，车行艰涩，若引辎重，将失事机，破贼即回，又烦转运”（旧唐书列传三十三），从中可以看出唐军应是计划快速奔袭乌海，击败敌人后即回撤。乌海是沿唐蕃古道进入吐蕃的必经之路，唐军在乌海都没打算逗留，深入吐蕃境内进而直捣逻娑自然更是无稽之谈。因而这里的逻娑道可能只是代表作战方位，也可能是唐廷故布疑阵，声东击西，迷惑吐蕃。
综合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记载，可以推测唐军应是留阿史那道真在湟源、赤岭等青海湖东南一带屯驻六七千兵力，并会合吐谷浑亲唐势力及当地唐军冒充主力，营造由北、中线护送吐谷浑王进击伏俟城的态势，吸引吐蕃军注意，主力则沿唐蕃古道直奔南线的乌海，出其不意，避实击虚，攻其所必救。待吐蕃援军长途跋涉赶到乌海后，唐军再以逸待劳，与吐蕃援军决战并全力将其击溃。吐蕃兵败后，残军必然退保吐谷浑城，防备唐军由南线进攻。此时唐军立即回师铁盖，沿东南线趁虚进军伏俟城，西宁、赤岭一带唐军则拥护吐谷浑王沿中线进攻，两军于伏俟城下会师。携战胜之余威，又有吐谷浑王坐镇，伏俟城极有可能望风而降。之后稍作休整，再集中兵力攻占吐谷浑城，将吐蕃军驱逐出境，恢复吐谷浑局势。
后来行经大非川时，唐军发现通往乌海的道路极其险要，行军十分艰难，难度远超出想象，而且乌海方向多有瘴气，不宜久留。兵贵神速，机不可失！薛仁贵当机立断，决定从主力部队中进一步拣选出2万余精兵（含大部分骑兵），轻装上阵，倍道兼程星夜赶往乌海，其余2万兵力则就近驻守大非岭，并在其顶部构筑两个营寨用以防卫，剩余大多数辎重也全都留在寨内。随后，薛仁贵亲率部分精锐（可能三五千骑兵）先行，并要郭待封部署好相关任务后即率领剩余近2万精锐尽快奔赴乌海与前锋部队会合。
（四）战争具体过程
面对来势汹汹的唐军，乌海吐蕃守军为加强防御，前出至附近的河口企图凭险阻击唐军，结果反被薛仁贵部轻松击溃，几近全军覆没，同时损失上万头牛羊，再也无力防御乌海城，只得弃城而逃。薛仁贵则乘胜进占乌海城，一边抓紧时间休整，一边等待郭待封主力部队支援。旧唐书中描述唐军在河口破贼后回至乌海城以待后援，不过考虑乌海城为南线交通枢纽，吐蕃应该不会直接舍弃乌海城而撤回后方的河口布置防线，因而以新唐书及资治通鉴记载为准。
乌海城的轻易沦陷明显出乎吐蕃意料，也扰乱了吐蕃防御计划。吐蕃在南线兵力薄弱，万一唐军循南线再攻占吐谷浑城，青海吐蕃军与本土联系将被切断，并面临被唐军合围的危险。因此，钦陵只得立即调集精锐紧急赶赴乌海救援。唐军初战告捷后，又成功调动吐蕃援军，士气自然高涨，战场形势也向有利于唐军的方向发展。只要唐军主力及时赶到乌海城，就很有可能击败吐蕃，成功实现战争目标。
就在这一重要节点，郭待封率领的唐军主力偏偏出现了意外。原来郭待封再次违抗军令，不仅未在大非岭建立营寨，反而领着所有辎重缓慢向乌海进发。究其原因，估计是郭待封既担任过鄯城镇守，征讨高句丽又立有战功，还出身名门，自然认为出征吐蕃的统帅非己莫属，不料却屈居出身草根的薛仁贵之下，以致心理不平衡。郭待封又曾统率水师出征平壤，难免有些自负甚至自以为是，这一点从其拒不在大非岭安营扎寨并擅自率领辎重部队前行也能看出来。先前唐军在吐蕃攻占吐谷浑时一直按兵不动，担任过鄯城镇守的郭待封很可能本就憋着一股气，这次好不容易有大显身手的机会，却又要往南迂回行军，自负其勇又立功心切，自然更看不上薛仁贵。可能基于这些原因，郭待封对薛仁贵竟然发展到“多违节度”的程度，虽然郭待封主观上并非想要唐军落败，但战场上屡次抗命的后果却极为致命。
郭待封等人由大非川沿唐蕃古道行至乌海约公里，钦陵率援军自伏俟城经茶卡、都兰、吐谷浑城到乌海约公里，以郭待封携带辎重龟速前行的状态，对比钦陵的日夜兼程，钦陵反而先郭待封到达乌海。考虑是急行军，先期到达乌海的吐蕃援军应该不会太多，主力仍应在开往乌海的路上，但吐蕃军骑兵居多，两拨援军相距应不会太远。因薛仁贵已胜利攻占乌海城，郭待封率领唐军主力姗姗而来时恐怕也未做好侦察与警戒，所以后来遇袭时一触即溃。
考虑唐军携战胜之威，且已在乌海城休整多日，钦陵当机立断，先不贸然攻城，只布置少部分兵力进行警戒，转而集中兵力猛攻郭待封部，并将突破口精准选定为唐军辎重部队，意图毁掉唐军全部辎重。郭待封部在缓慢行军途中骤然遭逢吐蕃军精锐袭击，猝不及防，自然一败涂地，一片混乱中只得遗弃大部分军资，迅速撤退到附近山上，试图凭借险要地形自保。吐蕃军则一边迅速抢夺唐军遗弃的各种军资，一边催动后续赶来的主力部队尽快围堵郭待封部。
郭待封等人遇袭地点就在乌海地界，距离乌海城并不远。如果薛仁贵及时率兵接应，或许唐军能反败为胜，至少能挽回损失，以利后续继续战斗。但薛仁贵最终未有任何举动，这与其以往勇武形象形成鲜明对比。这样不止郭待封认为薛仁贵见死不救，故意纵敌，高宗甚至也因此记恨上他，薛仁贵后来两次被贬恐怕也与此事有关。虽然郭待封屡次抗命，但唐军如果战败，薛仁贵身为统帅仍然难逃干系。何况故意放任敌军攻击友军属于重罪，事后若遭唐廷追究，恐怕会吃不了兜着走，因而指责薛仁贵见死不救似乎有些冤枉他。再则，薛仁贵勇冠三军，畏惧吐蕃之说自然也不成立。所以，薛仁贵未能及时支援郭待封的真正原因恐怕仍要归结到唐军对高原地带的水土不服，尤其是高原病这一隐形杀手。
古人对这一详细机理不甚明了，一直误以为是瘴气所致，薛仁贵赶赴乌海时即称“彼多瘴气，无宜久留”，吐蕃仲琮觐见时也曾言道“乌海之阴，盛夏积雪，暑毼冬裘”，可见其地理条件极为恶劣。可以推测，薛仁贵率前锋部队急行军深入青海后，不少士兵甚至他本人都已产生高原反应，短时间内失去了战斗力，无力再对友军施以援手。对于高原反应，多数人经3-10天适应后基本能恢复如常，不像古代南方瘴气（实为恶性疟疾）那样夺人性命。恐怕正是因为这一点，薛仁贵才被不少人误以为嫉恨郭待封屡次抗命而故意托病见死不救，即使后来面对高宗的嫉恨，薛仁贵也是百口莫辩。这也能反面印证薛仁贵所率兵力必然较为薄弱，若兵力充足，如李靖西征吐谷浑故事，自能抵消高原反应影响。
当郭待封部败逃后，薛仁贵再长据乌海城已是孤掌难鸣，为避免陷入吐蕃军围困，薛仁贵立即率领所部径自退往曾经属意的大非岭。之所以退往这里，应是因为战场消息闭塞，军情紧急，短时间内无法获知郭待郭封部详细情况。而大非川是乌海吐蕃军进入唐占区的必经之路，大非岭应是其制高点，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兼且其顶部宽平，正好便于安营扎寨以容纳大部队。同时，大非川一带仍属于唐占区，有一定群众基础，更利于得到后方及当地吐谷浑势力接应。先前唐军行经此地时应已修建过简易工事，此刻正好派上用场以尽力收拢败逃唐军，遏制吐蕃军攻势，后续待探明郭待封部情况，再督促其尽快赶来会合，重整兵力以备再战。理所当然，薛仁贵必然也向后方唐军及时通风报信，要求全力予以支援。
钦陵好不容易扳回一局，当然不会再给唐军任何机会。为尽快击败唐军，钦陵再次在吐谷浑紧急征调兵员，以最大限度集中优势兵力。在大体摸清前线唐军虚实后，钦陵考虑郭待封部虽然兵力较多，但辎重多已被劫掠，对郭待封部倒不必急于进攻，只需加紧围困，坐待其不战自乱；对于薛仁贵部，鉴于其实力有限，即使聚拢了部分溃散的唐军，总体兵力依然薄弱，而且薛仁贵是出征唐军统帅，身价及影响力远非郭待封可比，趁其仓促退往大非岭、立足未稳之际，亟往击之，当可获全功，然后再转而围歼郭待封部，必然事半功倍。
因此，钦陵在紧急增兵后迅速追击薛仁贵部，全力进攻大非岭。唐军经高原反应折磨和友军新败的双重打击，士气受到很大影响，仓促退往大非岭后又面临气势正盛的吐蕃军凌厉攻势，自然被打的大败。不过毕竟属于精锐部队，经历一番挫折后，唐军仍然成功坚守住阵地，吐蕃军多次发动强攻后估计自身伤亡也不小，一时竟无甚进展。估计其中原因，一是经过这些时日的调整与适应，唐军对高原地带已有所适应，战斗力逐渐恢复，加上新收拢少量郭待封部溃散的唐军，整体实力有所增强；二是唐军先期占据了大非岭地利条件，据险而守，又由名将薛仁贵指挥，本就不俗的战斗力无形中又得以提高；三是吐蕃军攻坚能力有所欠缺，这在先前的松州之战中已有所体现，当时吐蕃在初战告捷的情况下攻城十馀日仍然未能攻克松州城。因而，大非川战事一时陷入胶着状态，双方谁都奈何不了对方。（前述战争计划及战争过程均依据新旧唐书、资治通鉴记载，并结合地图推导得出）
（五）战争结果
此时，唐蕃双方都有意约和。唐军自不待言，郭待封的擅自行动导致唐军前功尽弃，薛、郭两军又被吐蕃分隔两地，彼此各自为战，难以接应。尤其郭待封部辎重损失严重，如迁延日久以致粮草断绝，必将不战自溃。薛仁贵部仗着地利，依靠前期缴获及自身储备，暂时仅能自保，但兵力毕竟薄弱，援军动向又不明朗，每天战斗还有伤亡，万一有些差池，如援军未能时赶到，结果必将玉石俱焚。更重要的是经此一役，战争目标已然全部落空，继续坚守只是徒增伤亡。
吐蕃军虽然场面占优，但也无法高枕无忧。首先，薛仁贵部战斗力之强远超出吐蕃想象，即使战局极为不利，仍能稳住阵脚，并给予吐蕃大量杀伤，让吐蕃不能不心生忌惮。毕竟吐蕃实力本就弱于唐廷，打成消耗战也是虽胜犹败。其次，攻坚战最忌迁延日久。兵法有云，攻城之法为不得已，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为攻之灾。攻坚更甚于攻城，尤其对手率先抢占险要地形时，要么“一鼓作气”迅速攻克，要么“再而衰、三而竭”，陷入被动。再次，吐谷浑势力态度不能不顾及。吐谷浑亲蕃势力乐意跟着吐蕃抢掠唐军军资，大发战争横财，但未必甘冒九死一生的危险与唐军死战，何况吐蕃对吐谷浑一直以怀柔为主，强驱吐谷浑死磕唐军明显不智。最后，后方唐军动向也让吐蕃不敢掉以轻心。青海湖至凉州一带唐军仍有相当兵力，假以时日，必然赶来增援。万一吐蕃一直无法攻占大非岭，届时唐军里应外合，吐蕃即使能战而胜之，也将付出极大代价，甚至可能转胜为败。
约和的好处显而易见，对唐蕃双方来说不失为双赢。约和后，唐军可立即脱离苦海，最大限度保存有生力量，及时止损，薛仁贵、郭待封等将领也不至被俘遭辱或者杀身成仁。约和对吐蕃的收益甚至更多于唐军，一是吐蕃以弱小一方逼退唐军，必将获得战胜之名，对内可巩固钦陵兄弟执政地位，对外可威慑吐谷浑及周边势力，以后与唐廷交往中也能抬高身价；二是吐蕃仍把握着战场主动权，自然不会白白放唐军离开，可以推测随着唐军的撤退，大非川以南区域包括赤水地在内必将被吐蕃占据，这片区域也是吐蕃梦寐以求的；三是吐蕃军在乌海阻击、大非岭攻坚等战斗中伤亡也不小，迅速结束战争有利于及时休整部队，后续便于再次应对唐军可能的进攻。
通盘考虑下，薛仁贵与钦陵最终双双被迫约和。随着唐军的撤退，吐蕃进一步巩固了对吐谷浑的占领，确立了在青藏高原的主导地位，此后吐谷浑王重返故地的愿望愈发渺茫，不得不继续流亡唐境，大非川之战随之落下帷幕。
（六）战争评价
大非川之战的过程一波三折，唐蕃双方攻防节奏转换都很迅捷。仅就作战计划而言，唐蕃双方策略都很高明，兵力部署也都得当，尤其薛仁贵和钦陵临机应变能力都极其出色，堪称“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而唐军在大非川之所以战败，原因是多方面的。论天时，吐蕃在吐谷浑经营数十年，直接占领吐谷浑也有七年之久，而唐军虽有吐谷浑王这个金字招牌，却未能及时很好加以利用，失去了先机；论地利，青藏高原特殊的地理环境简直就是上天赐予吐蕃的最好屏障，以骑兵为强更是使吐蕃如虎添翼；论人和，吐蕃与吐谷浑天然更为亲近，钦陵兄弟配合也很默契，而唐军正副统帅之间关系不睦，郭待封本人更是为吐蕃军送出了神助攻，简直是将胜利拱手相让给吐蕃。
不过事后反思，大非川之战本身也很值得商榷。吐蕃攻破安西大都护府后，唐蕃战争已不可避免，但是否一定要在青海地区交锋呢？如上所述，青海方向唐军天时地利均不如吐蕃，唯独在人和方面尚可与吐蕃一较长短，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吐谷浑王。换句话说，对青海的经营应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即使不得不在青海开战，也更多是场政治仗。即扶持吐谷浑王复国，进而掌控青海仍然要归结到人心向背上，这绝非单纯的几次战争所能解决，最终还是要靠政治智慧和时间积累来解决，更需要唐廷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持续性支持。
综观全局，唐廷当时直接出兵西域应更为妥当。其一，中原王朝经营西域数百年，吐蕃即使一时攻占西域，也难以撼动唐廷在西域的统治根基；其二，西域既是东西方交通枢纽，又是财富汇集地，唐廷如果能牢牢控制住西域，吐蕃发展命脉将永远掌握在唐廷手中；其三，吐蕃新攻占西域，立足未稳，众心未附，唐廷此时立即组织力量反击，显然更易成功；其四，西域由唐廷直接统治，吐谷浑不过是藩属地，两相对比，出兵西域更易获得道义支持和军心民心拥护。
与此同时，唐廷应在青海地区取守势，积极投入人力、物力、财力援助吐谷浑王返还青海湖东北部地区，依托青海湖的屏障与毗邻唐境的地利条件，充分利用吐谷浑王号召力和影响力，并结合互市的经济利益吸引、鼓动吐谷浑民众前来归附，如隋朝扶立启民可汗故事。对于吐谷浑不顺服势力，则离间其与吐蕃关系，必要时辅以军事手段，发展壮大吐谷浑亲唐势力，逐步将吐蕃势力排挤出青海，这也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吐谷浑问题。
大非川之战后，薛仁贵对这场战争的态度也颇值得玩味。薛仁贵极具政治头脑，绝非赳赳武夫可比。早在年苏定方征讨阿史那贺鲁时，薛仁贵就曾上书高宗建议攻心为上、争取民心，果然得西突厥阿悉结泥熟部甘愿随军效死。年薛仁贵担任检校安东都护后，治理高句丽成效更是显著，竟然使得高句丽百姓欣然慕化，甚至忘记了亡国之痛（新旧唐书）。因此，青海战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特点，薛仁贵应不至于一叶蔽目，不见泰山。恐怕正因为对这一切洞若观火，所以薛仁贵事后才以“岁在庚午，星在降娄”作依据，认为“不应有事西方”，并举“邓艾所以死于蜀”的故事为例证，以表达“吾固知必败”的内心感想（新旧唐书）。星象之言当然不过是托辞，三国时邓艾的故事却不能不令人探究。
年司马昭决意大举伐蜀，朝臣多不予赞同，邓艾更以蜀汉无隙可乘屡次上表陈述异议。司马昭只好派自己主簿师纂担任邓艾司马，并给以面谕，邓艾才开始奉命。后来邓艾自矜功伐，与钟会争功，遭钟会、卫瓘构陷，最终被卫瓘指使人杀害（资治通鉴）。参考此背景，似乎薛仁贵对唐廷出兵青海也不甚赞同。考虑阿史那道真战后同样被一撸到底，偏偏他也出身名门，因而薛仁贵与阿史那道真的关系也不能不令人有所怀疑。正是这种相似的际遇，才让薛仁贵惺惺相惜地以邓艾自喻，以致在战前即产生不详预感，不过这一心态很难向其他人称道，精明如薛仁贵也只能在私下里抱怨几句星象。
四、战后情况
大非川之战唐军固然失利，但如前所述，其人员损失应不会太大，绝非如资治通鉴所述“死伤略尽”这般夸张，不然钦陵又岂会轻易与唐军约和？实际上，唐军在硬实力方面辎重损失最为严重，这对国力正处于上升期的大唐而言根本不是个事，真正损失重大的是大唐软实力。战前，唐军堪称逮谁灭谁，“际天所覆，悉臣而属之；薄海内外，无不州县”，大唐皇帝更被尊为“天可汗”，简直神话般的存在（新唐书北狄列传）。而大非川一战，彻底打破了唐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鼓舞了吐蕃及大唐周边的少数民族士气，其意义犹如当代版的抗美援朝战争。这也正是战争的独特魅力所在，实力强并不代表一定就能打赢战争，如孙子兵法开篇所言，“道天地将法”缺一不可。
不过精神归精神，实力归实力。大非川之战后，唐军主力尚存，远不至于伤筋动骨。战后唐廷虽然丢弃了赤水、大非川等地，但仍控制着赤水以北地区，以及周边水草丰美的黄河九曲之地。总体而言，唐强蕃弱的局面并未根本改变，唐廷战略进攻、吐蕃战略防御的态势依然如故，唐蕃战争的主动权仍牢牢掌握在唐廷手中。
事实上，唐廷在大非川之战结束的次月即采取了行动，委派左相姜恪出屯凉州，防备吐蕃进犯，年夏又进一步招抚阿史那都支，任命其为左骁卫大将军兼匐延都督，着力稳固西突厥局势。直至睿宗禅位，唐蕃双方主要围绕西域、青海展开激烈交锋。在西域，安西四镇于唐蕃间几经易手，年武则天任命王孝杰率军攻取四镇，并留兵镇守，西域形势随之稳定下来。在青海，吐蕃经过一番努力最终于年春如愿占领吐谷浑全境，之后更曾几次骚扰边境，唐廷也数次出兵大规模征讨吐蕃，双方总体互有胜负，战线仍基本稳定在青海湖一带。年睿宗继位后，吐蕃通过贿赂边将杨矩诱骗唐廷，意外获赐水草丰美的黄河九曲之地。另外，吐蕃还在川西攻占了唐廷设置的一些羁縻州，不过这些地方地瘠民贫，意义远不及青海。
这段时期唐廷一度丧师失地，丢弃了周边不少羁縻势力，更兼当时武后擅权，政局动荡，一些忠臣良将要么被贬，要么被杀，军力也有所下降。好在武后稳固统治后，治宏贞观，政启开元，大唐国力仍然蒸蒸日上，因而最终仍巩固了对西域的统治，又在青海驻军屯田，广置哨所，基本维持了青海战线的稳定。尤其年黑齿常之镇守河源军时，吐蕃竟长达七年不敢犯边（资治通鉴）。须知大唐当时在高句丽、新罗、东突厥、西突厥等广大地区征战不休，依然能在西域与青海战场遏制住吐蕃，其国力、军力之强可见一斑。
吐蕃总体实力远弱于唐廷，主动挑起战争后看似获利不少，但与唐廷关系恶化后，正常对外交往受到很大影响，只能僻处青藏高原，加上连年战争带来的损耗，吐蕃实际状况可能反而有所恶化，不得不数次主动向唐廷求和。年郭元振出使吐蕃时即已敏锐发现“吐蕃倦徭戍久矣，咸愿解和，以钦陵欲裂四镇，专制其国，故未归款”。钦陵对此显然心知肚明，在与郭元振辩论时曾提及“四夷唐皆臣并之，虽海外地际，靡不磨灭，吐蕃适独在者，徒以兄弟小心，得相保耳”，其中颇有谨小慎微、仅堪自保的心态（以上见新唐书）。
玄宗继位后，前期励精图治，大唐国力步入鼎盛时期，对吐蕃的战事也取得辉煌战果。在青海，唐廷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策略，逐步将吐蕃驱逐出青海湖一带，至年吐谷浑伏俟城、大非川、那录驿、赤水等核心统治区及黄河九曲之地再次被唐廷控制，这即所谓的“天宝十三载界线”。在西域，吐蕃仅有的几次进犯全部被唐军粉碎，即使联合大食共同进犯枝汗那（古乌孙），依然以失败告终，甚至大小勃律最终也被唐廷控制，吐蕃对西域的影响反而有所削弱。
反观吐蕃，连年用兵造成的损耗着实不小，尤其在青海方向面临唐军极大压力，以致再也无力经营西域，对川西、陇右的侵扰也不成气候，更曾因仰慕大唐文化而一度重新归附唐廷。唯一的例外出现在云南，拜唐廷及其边将的利令智昏所赐，南诏被唐廷硬生生推向吐蕃。为此，南诏王阁罗凤不胜激愤，竟然公开在国门刻碑明志，告诫国人“我世世事唐，受其封赏，后世容复归唐，当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资治通鉴）。
此时唐廷已基本全面压制住吐蕃，假以时日，吐蕃终将被唐廷降伏，成为下一个西域，可惜安史之乱从天而降，完全破坏了这一进程。此后唐廷大规模征调边军返回内地平叛，吐蕃压力骤减，终于绝处逢生。安史之乱结束后，唐廷内部又出现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牛李党争等问题，再也无力遏制吐蕃。趁此天赐良机，吐蕃开始全力出击，最终成功侵占青海、陇右和西域，成为唐廷劲敌，如旧唐书所载“自汉魏以来，西戎之盛，未之有也”。临近晚唐，吐蕃才在内外多重因素影响下自行崩溃。吐蕃能与唐廷对峙近两百年，青藏高原特殊的环境功不可没。受限于当时历史条件，唐廷前期虽坐拥强大实力，却很难将其辐射到青藏高原，以致让吐蕃有衅可乘。
五、后记
吐蕃自太宗时开始与中原王朝交往，两百余年间唐蕃时战时和，但即使处于战争状态，双方使臣依然来往不断，平时经贸、人文交流自然更为频繁。尤其文成公主下嫁吐蕃后，更使松赞干布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在为公主修筑城邑以夸示子孙后，松赞干布又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并遣酋豪子弟入国学以习《诗》《书》，请中原识文之人典其表疏，后来还向唐廷请蚕种及造酒、碾、硙、纸、墨之匠。至金城公主下嫁时，吐蕃依然为公主专筑一城。
随着交流的深入，吐蕃对大唐更是充满了仰慕之情，因此在年玄宗终于同意吐蕃请和并派皇甫惟明出使吐蕃时，赞普大喜过望，竟然悉出贞观以来所得敕书以示惟明，其诚意竟至于斯。其后，吐蕃又遣使请《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穆宗时期，刘元鼎奉命出使吐蕃与其会盟，吐蕃在招待唐使的宴会上，已能组织定居吐蕃的唐人演奏《秦王破阵曲》《凉州》《胡渭》《录要》等中原乐曲，可见大唐文化在吐蕃盛行之广。后来，吐蕃又曾遣使求《五台山图》（以上见新旧唐书吐蕃传）。
在政治上，吐蕃自太宗时与唐廷确立臣属关系，这在松赞干布庆贺太宗东征高句丽胜利还朝时的进表中明显能看出来，双方还曾结为翁婿之亲。高宗继位后，先是擢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封为西海郡王，很快又晋其为賨王，双方关系演变为舅甥之情。自大非川之战起，吐蕃与唐廷关系恶化，来自唐廷的爵位可能不复存在，但臣属关系仍未改变，唐廷也一直待吐蕃以臣礼，直到年吐蕃因实力提升，强行要求以敌国之礼见处，并获唐廷认可。而舅甥关系则一直为唐蕃双方认可，金城公主的下嫁又进一步巩固了这一层关系。
不过，即使行敌国之礼，因存在舅甥关系，唐蕃双方仍尊卑有序，犹如现今的邦联，只是吐蕃仍以唐廷为尊。舅甥关系的贯彻始终，成为吐蕃对大唐维持心理认同的坚实基础，在大唐发达经济和先进科技文化的强烈吸引下，吐蕃开始自觉融入中华文明，正如年赞普上表唐廷所言，“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旧唐书吐蕃传）。在此背景下，汉藏关系愈发密切，到元朝时中央设立宣政院，直接统辖西藏军政事务，自此汉藏关系正式融为一体，其后六百多年间始终稳固传承，最终成为我国民族自治区。
吐蕃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过程，实际也是古代中国周边各民族地区发展的一个缩影。以中原文明为核心的古代中华文明，因其兴旺发达、璀璨夺目、开放包容，对周边各民族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和辐射力。受益于古代中华文明的辐射力，周边各民族地区得以加速开发，甚至跨越式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即开始自发建立较为完备的民族政权。而古代中华文明所具备的强大向心力，又促使周边各民族势力无不欣然慕化，进而发展极为密切的双边关系，如君臣、藩属、翁婿、舅甥、兄弟等，彼此各有千秋。反过来，这一关系又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加速推动各民族地区与古原王朝的一体化建设，待到一切水到渠成，彼此即正式融为一体。塞北的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古，东北的高句丽、室韦、靺鞨、女真，云贵高原的南诏、大理，青藏高原的吐蕃，乃至西域诸国，都概莫能外。
当然，必然中又有偶然。如朝鲜半岛、中南半岛等地，一度已经被纳入中原王朝，后来因为一些意外而脱离出去，成为相对独立的藩属国。总而言之，历经两千多年的自然演化，至年鸦片战争以前，古代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正式成型。这也是在古代历史条件下，古代中国所能直接统治的疆域极限。换言之，在此疆域范围内发生的一切历史事件，包括人和物在内，都属于古代中国的范畴，都可以被视为古代中国历史。年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古代中国开始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向近现代化国家转型，这些已是后话。
（年1月22日原发表于微博，本次略有增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