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单位的小兄弟说今天半夜要启程去山西了。好久没有出去的我不由得想起了大同的一段经历。
从上海到大同，每天有两个对开的航次，上午一班，下午一班。当天来回肯定是紧张的，除非你什么也不干，就吃一碗面。
即使这样，你也挑不过来。因为，无论你撇进哪一家不起眼的小店，招牌上都赫然开列了长长的一串面单，没有每顿吃上三四碗的决心，几天的时间，是不够的。
第一次去大同，我却有这样的幸运。没有时间限制，自己定行程。
那时刚去螳螂，因为是年中去的，所以一般企业需要的那些考核就没有轮上。倒是猎头来聊天时允诺的底薪不少。所以闲在公司里就显得很难看了。公司领导就挖空心思想着让我干些事情，以免有用人失策的嫌疑。当然也得是我能够干的，否则就洋相出大了。刚刚进入展览行业，我其实什么也不懂，只是充着领导一句“我之前与你一样，什么都不懂，现在不是蛮好吗！”便盲目地大胆起来。但真正干起来却不是这么一回事。我虚心向周围的人讨教，被领导制止了。“你怎么能够去问他们？你应该比他们懂！不懂只能问我。”于是我每天罗列一长串问题，到下班后去讨教，有些几乎是基本得不能再基本的问题。因为隔行如隔山，所以，我的毛病就多一点，我也脸皮厚，把能问的都问了个遍。
很快，一长串的问题没有了，倒是仍然很闲。领导便把我支得远远的，眼不见心不烦“你去一趟大同，那里有个项目刚刚完工，去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宣传一下。”我像是捡到了救命稻草一样，带上一包替换衣物就立马走了。心想，这周应该可以不用在此坐立不安了。
入驻后，我就在宾馆附近去踩点。一家不大的面馆，生意却很热闹。进店一看，价目表上整整齐齐列着三排面食的名称，有三四十种之多。这把我乐坏了，总该吃个大半，否则也枉来这一趟了。便从排名顺序上从头向下眇了一眼，点了一碗。好家伙，满满的一碗，我幸亏没有贪嘴点两碗。
次日，我就去了那个工地。那是一个古城墙改造的项目，当地叫“和阳门”，所谓城墙，实际上就是黄土的夯土。外面砌上一些砖，而年久失修，大部分地方是连砖都没有的，只是在城门处修得坚固一些。可见古代守城就是靠人体盾牌为主的了。现今城墙已经没有多少现实的作用，除了旅游者难得来一趟，欣赏完了心满意足地走了，生活在其中的老百姓，却要天天守着一堆黄土，既收不到几钿门票（发工资都够呛），还严重影响城市交通，特别是北风一起，黄土腾地而起，着实痛苦。我们的项目就是在和阳门边的古城墙里，掏一个“打洞”，建成一所雕塑博物馆。这正应着大同云冈石窟这个世界级的雕塑群，相得益彰，古光新采
大同早已不是一个富足的城市。都说那里产煤，那都是周边的一些山里，城市里就黄土多。城墙是黄土夯的，厚厚几十米结结实实的黄土。空气是黄土染的，黄乎乎的空气在风的招引中腾蛇乘雾般在半空中跌跌撞撞。妇女的脸上总是红一块紫一块，像没有抹匀胭脂，把本来貌美的脸盘涂糊了一般。难得遇上个俊俏的，说不定一打听也是内蒙来的。水少土多，如何滋润呢？
工地已经完工，只剩下三个师傅，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和资料员。负责人主要处理各种关系协调，项目经理负责现场施工管理，资料员为将来算账准备结算资料和手续。近百号工人此时已经奔赴下一个工地也许还在山西也许已在山东，不知所之。
项目经理背着个人字梯在空空荡荡的场子里四处检查，一会爬上高低，一会调试检测。这是个三拳头打不出一个闷屁的主，干活是一把好手，就不会说，更不要说吹了。所以采访就很尬。
“怎么你亲自干这活？”我问。
“都去其他项目上了，这些小活，我就顺带弄弄了。”项目经理很憨厚。
“云冈石窟去了吗？”
“还没有，准备这里结束了去一趟，可能这辈子也不会再来了。”
“平时没有时间去？”
“哪有。赶工天天忙到夜里，才一结算，他们都又去了别的工地赶工，半天也没有挤出。”他是为那些已经走了的工人在惋惜。我为这一帮为了生计，毫无怨言、埋头苦干的农民工而肃然起敬。改革开放有今天的成果，一半靠的就是他们。中国人用别人三倍甚至更多的辛勤劳动才积累起这样一个成果。而只有很小一部分人，脑子比别人好使获得了更多的支配权，或者实现财务自由，甚至获得了身份自由。
城墙是文物，这个项目便是文物局下辖管理的。施工已经结束，只是一些调试的活。和阳门的场地上，大大小小的木箱已经叠了很大一片，都是各地运过来展出的雕塑作品。布展的总策划师还需要项目上配合各种用电、控制等，所以项目经理这些天虽然没有那么忙，但人却要钉在这里，候着。
离国庆节还有几日，天气是格外的好，每天晴朗得没有遮蔽，干得冒烟的空气里四处发着晶亮的耀斑。国际雕塑双年展就要在国庆前揭幕，我要赶在揭幕前完成稿件，并审核发表。以此为这座城市的这件大事，铭碑作记。
等资料七七八八差不多了，我就在宿舍开始动笔了。古城、农民工、螳螂、姑苏、雕塑、国际范、展览......所有的元素挤压着我并不宽松的脑门，争先恐后要一个说法，我无所适从。天气不热却很干燥，在写字桌与淋浴房之间来来回回了几趟，一个下午就没了，什么也没有干成。
傍晚，踱步又到小面馆，密密麻麻的面单，给我的已经不是欣喜，倒是压力，总不能光来大同吃面吧。又点了一份新品，还没有吃出什么滋味便心神不定地到和阳门去找灵感了。
夜晚的和阳门，已经有些节日的气氛。广场上，来来往往逛街的人络绎不绝，和阳门上两条巨大的挂幅像两件新做的盛装，左右披挂，在灯光的映照下，像待嫁的新娘一样美丽。这座与苏州有着同样古老历史的城市在夹杂着黄尘的五彩的灯光中变幻着，仿佛一种亘古的精神从北方而来，测量着她的血气、标注着她的倔强，在漫天黄尘中刻下自己的姓名。
以往很少见到大同人，在苏州见到的几个是跟内蒙人一起做药的。在北京见到的则是煤老板。很少出来打工的。我也曾与大同的出租车司机聊过几次，结论是“在大同也挣不到钱，去外面干哈？”安于现状又不认同于现状，这也许是大同人普遍的心性了。
对于城市的改造，一般普通百姓都很欢迎，只是一些既得利益者，因为拆迁，生怕吃亏，意见很多。大家都五行不定地看着这座城市的变化，都期盼着这个资源远远没有东南沿海城市便利的古老、沉重、倔强的城市也能来一场雨滋润一下。
工地此时已经堆放着已经拆了包装的大大小小的雕塑，他们乱七八糟地成列着，各自表达着自己的主张。总策展人还没有来得及以他的观点摆布呢。
猛地，我有一种冲动在还没有来得及消化的那团面食中开始涌动。现场的雕塑、离开的工人一时间都似乎聚集在和阳门美术馆里用一种宁静而骚动的姿态向城市里的人昭示着那种只有大同才有的倔强而固执的精神，亘古的精神，通了。
次日一早，我把稿件给耿市长的秘书拿去审核，没有很久就过了。于是他给我大同日报一个处长的电话，说已经联系过，可直接去联系刊登事宜。
大同日报在司令部街，这是市里一条美食街，这里的特色并不是面食是兔头。
我一路走着，张望着各色有着兔头招牌的店面。九点半，我到了报社，问起那个处长，门卫说在理发室。在一幢庙一样的房子里，我见到了处长。处长快理好了，正在修面。等他修好、擦净对着镜子左右检查之际，我向他表明了来意。他从镜子里说：“知道了，秘书已经来过电话。”又洗了一把脸，他回头打量了我一下“走吧。”
在他办公室里，我掏出一盒新开的软壳中华，递上一支。他看了一下我手上的烟盒，说：“不抽这个，抽我的”，便从抽屉里拿出了一条，应该比我的贵很多。他拆了一包，抛过来一支“抽这个。”我便接了过来点上。
“嗯，好烟。”我故意说的声气大一点。见我称赞，他从烟盒里又掏了两包放到我的面前“带着抽”。
原本从苏州去大同，总有一点莫名的优越感，此时破防了。因为，这烟我不仅没有抽过，连见也没有见过，烟味是绝对的好，几十年的烟龄告诉我。
“稿子呢。”
我把那篇存了《用不撤展的雕塑》的U盘递了过去。他没有接，直接召唤办公室里的另一位女士取了去了。其实，我也应该没有什么事情了，只要等他们编辑排版、校对、审核好了，我再校对一下就可以了。
处长人缘很好，因为曾经是同行，所以交流起来也话多了些。闲聊中我知道，当时，大同日报每年广告费收入也就万元多一点，这比起我在负责苏州一块的广告时足足少了多万元。但人家就是比我混得好。传统的认知给我的优越感此时消失殆尽。
编辑好了，我在他那里马上校对起来，一边将要修改的地方标注出来。
“下午来吧，下班了。”没多久处长说。其实那时再给我十几分钟我也差不多好了，但因为没有这么熟，我也不好意思开这口。毕竟这争分夺秒地干总没有点机关衙门的样子，像个个体户，容易在处长面前失份太多的。我看了下时间，正好十一点种。
中午，我物色了一家人气旺盛的兔头店，点上一瓶啤酒美美地吃了一顿。又在司令部街逛了一圈又一圈。司令部街并不大，大多是吃兔头的店，也有做烧烤的。房屋普遍是旧时的建筑，并没有什么特色。只是招牌一家比一家招摇，透出十分的商业气息和繁荣。好不容易逛到下午一点半，我又到庙一般建筑的报社去了。大门紧闭，门卫说，来早了，下午三点上班。我真晕倒，什么地方，上班这么潇洒。
年9月28日，国际雕塑双年展在和阳门广场上正式揭幕政届、艺术界的领导从四处来聚。当天，天空中飘了几丝雨，却被干燥的空气很快吸的一干二净，没有在地上落下些许的痕迹。那份刊载“永不撤展的雕塑”的《大同日报》成为嘉宾人手一份的纪念品。
29日，我就离开了大同去了五台山。留了一点遗憾在哪里，至今没有补上。一是面单上的面还有大半无缘品尝；二是那篇稿子的文件和刊载的报纸我都没有留下，只是后来在网上看到一个网页转了其中的大半。雕塑和和阳门夜色的照片也早没了，只有五台山还留了点模样。
